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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23
恩施,这座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城市,犹如一颗隐匿于山水之间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其地处武陵山区腹地,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华中入西的要冲和川渝东出的门户,素有 “川鄂咽喉” 之称。
恩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极为深厚。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便属于巴子国的范围,战国时则成为楚国的领地。秦朝时隶属黔中郡,汉代归属于南郡和武陵郡。岁月的长河缓缓流淌,恩施在各个朝代的更迭中不断发展变迁,犹如一部活着的史书,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恩施成为了多种文化的交融汇聚之地。巴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古老的巴人传说、独特的巴式建筑以及传统的巴风民俗,都彰显着巴文化的神秘与魅力。土司文化则是恩施历史的重要见证,唐崖土司城址宛如一座历史的丰碑,矗立在这片土地上,向世人展示着土司时期的辉煌与繁荣。红色文化也在恩施的土地上熠熠生辉,作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留下了众多革命先辈的足迹和英勇事迹,成为了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家园。土(家)苗风情文化更是恩施的一张亮丽名片,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芦笙舞等民俗活动,以及精美的土家织锦、苗族银饰等手工艺品,无不展现出土(家)苗民族的热情好客与心灵手巧。
田世爵,这位生于 1499 年的容美土司,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恩施的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其功绩对容美土司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田世爵袭职后,深刻反思家族内乱的根源,得出 “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不明,要消除内乱,必须知书识礼” 的结论。于是,他毅然决定以推广汉文化为己任,开启了容美土司的开化中兴之路。他积极安抚舍把,体恤百姓,广纳贤士,同时大力屯兵边界,稳固疆域,为司内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文化教育方面,田世爵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亲自走出容美,深入考察各地,积极结交官府,努力学习汉文汉语,并与荆州藩、道、府等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他不仅大力聘请汉族名士进入容美土司任教,还以极为严格的态度督促子弟学习诗书。对于那些不热爱学习的子弟,他甚至采取 “叱犬同系同食” 的严厉手段,以激发他们的羞耻心和上进心。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汉文化在容美土司得以广泛传播,汉语、汉文逐渐成为主流。
田世爵对农耕技术的引进也不遗余力。他从江汉地区引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容美土司农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生活日益富足。
在嘉靖年间,田世爵积极响应朝廷的征调,率领万名土兵奔赴江浙一带抗击倭寇。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倭战争中,他与长子田九霄、次子田九龙并肩作战,历经无数次激烈战斗。他们率领的土兵在浙江的嵊县、三界、阴沙、后梅、丹阳、柘林、乍浦等地,与倭寇展开了殊死搏斗,杀敌上千,生擒上百,成功建立了东南第一功,为保卫国家的海疆安全立下了赫赫战功,其英勇事迹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1562 年,田世爵在安徽芜湖军中逝世,享年 63 岁。他的一生,为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 “中兴司主”,成为恩施历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田九龄,作为田世爵的第六子,虽生卒年代不详,但他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成就却如同一颗耀眼的星辰,照亮了容美土司的文学天空,是当之无愧的容美田氏诗人之鼻祖。
在父亲 “严课诸男” 的严格要求与精心培育下,田九龄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勤奋好学的品质。他警敏好学,博览强记,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进步神速,逐渐崭露头角。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诗歌造诣,他毅然拜华容孙云梦太史为师,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他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他得以结识太史的众多朋友和门生,从而置身于较高层次的文化氛围之中,在与汉族名师名宦、名士和司内文人的频繁唱和交流中,他不断汲取他人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
田九龄的诗歌作品丰富多样,情感真挚深沉,意境深远悠长。他的诗集《紫芝亭诗集》原有二十卷之多,可惜毁于兵灾和内乱。其五世重孙田舜年在整理《田氏一家言》时,费尽心力,仅收录到其第七、第八两卷的各半,经过精心裁汰,最终留存下来七言律诗五十八首、七言绝句四十七首、五言绝句八首,共一百一十三首。从这些幸存的诗作中,我们依然能够深切感受到他的诗歌魅力。如《古意》诗:“奇兵十万拥雕戈,一夜秋风瀚海波。谩讶天南多戍妇,月中犹自隐嫦娥。” 这首诗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战争的宏大场面,同时又巧妙地融入了细腻的情感,展现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
田九龄的诗风深受 “前七子” 的影响,追求 “诗必盛唐” 的境界,诗作冲融大雅,声调谐和,与当时的主流诗风相近。明代湖湘名士孙斯亿对他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近体绝句,多唐遗音;歌行,实效四子;乐府古诗,悉可造《文选》”。他的诗歌不仅在容美土司内部广泛流传,对后世的田氏诗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引领下,容美田氏诗派逐渐兴起,成为土家族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田舜年,生于 1639 年,成长于清初湘鄂边著名土司家庭,是明末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田玄长孙、田甘霖长子。他自幼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对文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土司。
田舜年深刻认识到汉文化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一生都致力于大力提倡学习汉族文化。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将次子田旻如送往京师国子监学习,让他接受最为正统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同时,他安排四子琬如、五子琯如入籍荆州府学,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容美土司地区学习汉文化的风气日益浓厚,众多子弟纷纷投身于汉文化的学习之中,为当地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田舜年不仅重视子弟的教育培养,还热衷于广交文人墨客。他与当时的许多知名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切磋,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和视野。他的居所也成为了文人雅士们汇聚的场所,常常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田舜年对书籍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他一生藏书颇丰,在城西悬崖上的山洞中,珍藏着他多年来精心收集的大量书籍。这个山洞,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宝库,更是容美土司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他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容美纪游》等著作,详细记录了容美土司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容美土司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田舜年在容美土司的文化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大力兴建文化设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他精心打造的爵府建筑群。在这个建筑群中,设有专门的藏书楼、学堂等文化场所,为土司子弟和司内民众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他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土司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为家族和民族争光。在他的努力下,容美土司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培养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为土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陈连升,原籍湖北鹤峰县,后寄居恩施,土家族。他出身行伍,在军旅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久历川楚戍行,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老将。
1838 年,陈连升晋升为增城营参将。次年,他被钦差大臣林则徐选调至广东,投身到禁烟运动的前沿阵地。在林则徐的指挥下,陈连升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军事才能,他指挥士兵连续六次打退英军的袭击和反扑,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立下了赫赫战功。因在官涌之战中表现出色,他被提升为广东省三江口副将。
随后,陈连升调任守沙角炮台,这是虎门的第一道防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他深知责任重大,进驻沙角后,便积极组织士兵修筑工事,加强练兵,精心添置大炮,增设地雷,同时加强巡逻,使沙角炮台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极大提升,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1840 年 6 月,陈连升亲率战船五艘,果断包围进犯的英军,展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然而,1841 年 1 月,英军趁着清政府求和派琦善撤防的机会,派出大小战船二十余艘,突然向大角、沙角炮台发起猛烈袭击。陈连升指挥守军与数倍于己的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激战。尽管后援无望,敌军逐渐逼近,形势万分危急,但他毫不退缩,依然身先士卒,率部顽强抵抗。在战斗中,他不幸被排枪击穿胸部,最终壮烈殉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他的儿子陈举鹏得知父亲遇难后,悲痛欲绝,毅然投水自尽,父子二人的英勇事迹令人动容。陈连升的坐骑也被英军掳至香港,然而这匹马却表现出了忠贞不屈的气节,它不食而死,被人们誉为 “节马”,成为了忠诚与爱国的象征。陈连升的事迹被报道后,皇帝诏书嘉奖他父子忠孝两全,他被入祀忠烈祠,并建专祠纪念。陈连升被加等依总兵例赐恤,获赐骑都尉世职,他的儿子陈展鹏继承父职,陈起鹏获赐举人。陈连升作为近代中国抗击外国侵略者战争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敬仰,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不懈奋斗。
牟大寅,字宏开,出生于湖北利川凉务,是利川牟氏家族的鼻祖,元末施州宣慰牟茂的后裔。他在康熙平定耿精忠叛乱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牟大寅自幼热爱武术,对始祖牟茂公、石柱宣抚使牟华富、援外宣慰牟德隆、堂祖父襄阳总府左都督牟海龙等人的文治武功钦佩不已,在这种敬仰之情的激励下,他刻苦练习,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童年时期,川东、鄂西南地区山高林密,虎豹出没频繁,同时还时常受到土匪、流寇的骚扰和抢劫。牟大寅毅然参加地方民团,每当听到牛角号角声响起,他便如猛虎般拿着梭标、大刀冲出家门,奋勇杀贼,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顽强精神。
顺治十六年,牟大寅随南明忠州副将陈世凯转战巫山、石柱、贵州等地。在援助重庆的战役中,他投诚于清初川陕总督李国英军前,之后多次参与对农民义军 “夔东十三家” 袁宗第、郝摇旗残部的作战,因其英勇表现和出色战绩,他被擢升为副将。
康熙十一年,牟大寅随李国英部防守浙江,改任金华副将。当时,金华靖军与温州总兵陈世凯互为犄角之势,共同防备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耿精忠不顾康熙的多次招抚,联合吴三桂发动叛乱,宣布脱离清政府,并以白显忠为将出西路攻江西,马九玉为将出仙霞岭进攻浙江金华、衢州等地。牟大寅领总兵衔在硕亲王的指挥下征剿叛军,在征剿的第一仗中,他遭遇降清都督包大生据寨叛清并袭击浙江边境的情况,牟大寅毫不畏惧,率胞弟牟大耀、牟大珩两位副将果断进攻包大生部,如猛虎扑羊般将包大生的两万多人打得大败而逃。
此后,耿精忠部总兵李云龙率 5000 多人马袭击浙江常山、开化等地,牟大寅再次率部英勇作战。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与敌军交战不到三十回合,便亲斩下李云龙的得力参将张雄的头颅,其勇猛令敌军胆寒。在他的带领下,部将和兵勇们挥刀向前,奋勇杀敌,杀声震天,共杀死李云龙部兵士 500 多人,李部丢盔弃甲,闻风丧胆,军械文件被牟部大量缴获。同年,牟大寅因战功卓著擢升为福建总兵、左都督,并累授骠骑将军、荣禄大夫等重要职位,深受硕亲王的赏识。
康熙十四年,耿军一部屯兵衢州,两军隔河对峙。牟大寅巧妙地率部埋伏于汤溪河密林中,待耿军过河时,他抓住战机,突然发起进攻,耿军顿时仓皇逃走,在过河过程中淹死无数,牟大寅再次大败耿军。在周寮时,温州总兵陈世凯常深入敌营作战,被称为 “陈铁头”。当温州告急时,牟大寅闻讯后迅速驰骋援救陈世凯,他如同一头勇猛的老虎闯入敌阵,作战勇猛无比,令耿军都督曾养性部两万多士兵胆战心惊,望风而逃,他也因此被称为 “牟老虎”。
康熙十六年,牟大寅任定海、金华、衢州总兵,兼理提督军务、左都督同知,加正一品荣禄大夫。康熙二十年,皇封三代如其官。督战浙江清军的硕亲王多次向康熙皇帝汇报牟大寅作战智勇双全、勇猛无敌,认为仅仅授其定海总兵之职难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即 “骥足难展”。于是,经硕亲王举荐,康熙二十一年牟大寅升为松江提督,可惜的是,他因病逝在定海镇署,未能到松江赴任,年仅 38 岁。牟大寅英年早逝,令人深感惋惜,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以及他所展现出的忠诚、勇敢和军事才能,使他成为了利川土家族的骄傲,也在清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詹邈,湖北利川县铜锣坝人,生于 1054 年,卒于 1089 年,是宋朝历史上一位令人瞩目的状元。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其才华与智慧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詹邈自幼失去父母,与年迈的祖父母相依为命。尽管家境贫寒,但他天生聪慧,人莫能比。祖父母节衣缩食,全力支持他读书求学。詹邈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对知识充满渴望,常常沉浸于书海之中,博览群书,练就了超群的才艺和机敏的思维,其才华在乡里间广受赞誉,被视为神童。
宋元祐三年(1088 年),哲宗赵煦设立博学宏词科,旨在遴选天下贤才。经地方官员的举荐,詹邈满怀信心地赴朝应试。在廷试中,他面对哲宗的提问,表现得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当哲宗询问他的家居何处时,詹邈以精妙绝伦的语言答道:“家住清江都亭里,本是钟灵毓秀地,周有蔓子秉忠义,汉有竹王把疆辟。” 其回答不仅展现出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深入了解,更显露出他出众的文采和独特的思维。哲宗接着问他家乡的景致如何,詹邈描绘道:“东有玉笔朝天,西有万里城墙,南有八宝炼丹,北有卧龙吞江。” 他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将家乡的山水风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众人面前,令哲宗大为惊叹。随后,哲宗又询问他家中的人口、房屋和仆役等情况,詹邈均以幽默诙谐且富有诗意的语言一一作答,如 “七十人担水,八十人打柴;三只船下河运盐,鹞鹰滩头打掉一只,经常缺盐吃。”“十座牌楼绕墙,千根柱头落地,万片丝茅盖顶,两丈之阔容人生。”“不用仆役,风扫地,月点灯,狗拉弓,猪弹琴,老鼠半夜读五经。” 这些回答充分展示了他的机智和敏捷的才思,让哲宗不禁连呼:“奇才!”
在随后的治国方略问答中,詹邈更是展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他旁征博引,从历史典故到现实情况,从政治理念到民生关怀,一一详细作答,其观点独到,分析透彻,令哲宗深感满意。最终,哲宗大喜,钦授詹邈博学宏词科第一名,詹邈就此成为状元,荣耀加身。
詹邈高中状元的喜讯传来,家乡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怀着崇敬和喜悦之情,修登龙桥以待詹邈荣归故里,期望他能衣锦还乡,为家乡带来荣耀和希望。然而,命运却在此刻发生了转折。次年,当詹邈满怀期待地踏上返乡之路时,不幸在途中遭奸人所害,英年早逝,年仅 35 岁。他的离去,如同流星划过天际,令人扼腕叹息。
詹邈死后,家乡的人们悲痛万分,将他葬于都亭镇西 15 里处的甘溪山北麓杨家沟。他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了恩施地区的一段佳话,激励着后人努力追求知识和智慧,他也成为了恩施历史上文化名人的杰出代表,其才华和精神将永远被铭记和传颂。
樊增祥(1846 - 1931),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他是清代著名的官员和文学家,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诗词和骈文创作方面,堪称一代大家。
樊增祥自幼聪慧,四岁时便由母亲启蒙,开始接受教育。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天赋,十一二岁时便能通声律,作诗文,其文学才华初露端倪。然而,十三岁时,父亲樊燮因得罪左宗棠而被罢官,家庭遭遇变故,家境陷入贫困。但这一挫折并未磨灭樊增祥的志向,反而成为他努力奋进的动力。父亲为了激励他和兄长努力读书,特制了一块 “洗辱牌”,要求他们穿着女装在阁楼上读书,并立下家规:考上秀才,方可脱下女式外衣;中了举人,才能脱下女式内衣;若中进士,则焚掉 “洗辱牌”,告慰先人。在这种严格的要求和强烈的家庭使命感驱使下,樊增祥发愤苦读,日夜勤奋学习,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知识的汲取和学业的提升之中。
1867 年,樊增祥乡试中举,迈出了他科举道路上的重要一步。1870 年,时任湖北学政的张之洞到宜昌视学,偶然间看到了樊增祥的诗文,不禁被其才华所折服。张之洞对他的诗文赞赏有加,认为其展现出了 “精思、博学、手熟” 的惊人才华,能够将人们心中所想却难以表达的内容,巧妙地融入诗词之中,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在张之洞的赏识和推荐下,樊增祥担任潜江传经书院院长,开始了他的讲学之路。在此期间,他不仅专注于教育事业,还积极与各方文人交流互动,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文学家李慈铭、陶子珍、袁爽秋等人。他们常常相聚在一起,诗词唱和,探讨文学艺术,“文宴无虚日”,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滋养了樊增祥的文学创作灵感,他在此期间著有《北游集》《金台集》《水淅集》等 7 部著作,其文学才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可。
1877 年,32 岁的樊增祥进京会试,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终于考中进士,实现了父亲的期望,也为自己的仕途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和署理两江总督等重要职务。在为官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即使政务繁忙,“劳形案牍,掌笺幕府,身先群吏”,但他依然会在闲暇时间 “结兴篇章,怡情书画”,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对社会的观察以及对人生的思考,都融入到诗词创作之中。他精心整理自己的诗词作品,编成 20 余集,并于 1894 年第一次将作品集付梓刻印,使其作品得以更广泛地流传。
樊增祥的诗词作品数量众多,风格独特。他一生共留下三万余首遗诗,其诗作受唐诗宋词影响较深,喜欢用典,讲究对仗,语言优美华丽,意境深远悠长。他擅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自然景色、抒发个人情感,同时也能关注到时局变化,在一些诗作中体现出他的报国之志。例如他在《再题岳王庙壁》中写道:“三字沉冤郁未伸,风波亭事剧悲辛。灰中缚虎添公案,湖上骑驴有故人。” 这首诗借岳飞的典故,表达了对英雄蒙冤的悲愤之情,以及对历史沧桑变迁的感慨,展现出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他的长篇叙事诗《彩云曲》《后彩云曲》更是负有盛名。《彩云曲》写于 1899 年,生动地描绘了名妓傅彩云(赛金花)的传奇经历,以其精彩的叙事和华丽的辞藻,一时传诵甚广,时人将其与吴伟业的《圆圆曲》相媲美。《后彩云曲》则创作于 1913 年,进一步丰富了傅彩云的故事,展现了樊增祥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这两首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除了诗词创作,樊增祥还擅长写骈文。他的骈文言辞华丽,铺排自如,情感充沛,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他在文中常常运用大量的典故和修辞手法,使文章显得典雅庄重、文采斐然,充分展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精湛运用。其骈文作品数量众多,达上百万言,涵盖了各种题材和主题,无论是抒情表意,还是叙事状物,都能运用自如,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古代骈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成为了后人学习和研究骈文的重要典范。
樊增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清末民初与周树模、左绍佐并称 “楚中三老”,与易顺鼎一起被称为两湖诗坛的 “两雄”,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词和骈文风格独特,技巧娴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和启示;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勤奋努力,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不断追求文学艺术的高峰。
在个人生活方面,樊增祥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人格操守。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避居沪上,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袁世凯执政时,他曾担任参政院参政,但并未深陷政治漩涡,而是以文学为寄托,继续与各界文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晚年的樊增祥闲居北平,以诗酒自遣,与 “遗老” 们组建诗社,如与海上遗老组诗社名 “超社”,在诗社中与朋友们相互唱和,切磋文学技艺,享受着文学带来的乐趣和慰藉。他还曾为梅兰芳改订京剧部分台词,经他修改过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等京剧的道白与唱词,更具文采,这对梅兰芳在京剧艺术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体现了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多元才华和广泛影响力。
1931 年,樊增祥病故,结束了他辉煌而又传奇的一生。他留下的丰富文学遗产,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供后人欣赏、学习和研究。
汪古珊(1840 - 1917 年),原名改勉,字昌美,宣恩县中间河人,土家族,晚清监生,是清末鄂西一代名医。他天资聪颖,年轻时曾立下 “效命疆场去,马革裹尸还” 的壮志,然而,目睹清廷腐败,奸佞当道,深感国强无望,壮志难酬,遂毅然易志学医。
他一头扎进医学的浩瀚海洋,刻苦学习《神农本草经》《伤寒病例》《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同时广泛征集民间验方,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经过多年的悉心钻研与临症积累,他的医术日益精湛。
光绪十六年(1890 年),50 岁的汪古珊在宣恩县中间河虎旗庄宣讲亭边行医,边汇集整理医学资料,还时常应施南府之邀宣讲医学。当时,施南知府之妻身患 “胀鼓病”,多方求医无果,无奈张榜寻医。汪古珊应邀前往,仅处以一剂汤药,便奇迹般地治愈了知府夫人的顽疾。知府感激不已,特赠其 “功同良相” 匾额,并任命他为施南府医官。此事让汪古珊声名远扬,求医者接踵而至。
宣恩县岩头村周贡生身患 “痨疾”,此前遍访百医而毫无起色。汪古珊接诊后,处以单方,并郑重叮嘱周贡生百日之内忌行 “房事”,否则将无药可医。然而,周贡生未能谨遵医嘱,结果百日未到便不幸离世。此事虽令人惋惜,却也从侧面彰显出汪古珊医术的独到与精准,他深知某些疾病治疗过程中禁忌的重要性,一旦违反,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汪古珊行医三十余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广采民间验方,博采众长,精心编著了《医学萃精》一书。这部著作洋洋洒洒达 60 万字,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智慧。为了使该书能够广泛流传,他从四川请来 8 位雕刻匠,耗时 6 年,耗费银钱 300 余两,刻版 1383 块,终于在光绪二十二年刊行于世,共印 193 套。该书在川湘鄂交界边区广泛传播,为当地的医学发展和民众的健康福祉做出了卓越贡献。《医学萃精》木刻版至今保存完好,成为研究土家族医药学和传统医学的珍贵资料。
从《医学萃精》中可一窥汪古珊的医学思想。书中卷一至卷五为基础理论部分,涵盖评论古今著作、本草药性、胎化生死、脏腑经络、诊法歌诀、运气摘要、阴阳虚实、伤寒六经提纲、温病寒疫、阴阳问答等丰富内容。他在书中首刊医学源流,对众多医书如《灵》《素》《难经》《伤寒》《金匮》等加以论述,为后学者指引门径;痛斥神仙方书,提醒医者警惕邪说危害,其见识在当时难能可贵;强调 “医学法戒”,倡导高尚医德,要求医者临证时细心诊察、证治精当,不论患者身份贵贱,均一视同仁。“本草粹精” 收录 500 多味药,以西江月的形式呈现,便于记诵。如 “黄芪性温补虚,风癞痈疽痔漏,止痛排脓疮汗救,婴孩百病皆优。” 其诊法部分包括望色察病、闻声察病、问证察病、切脉节略、脉法分别等,“问证察病歌” 写道:“景岳十问心在改,愚为逐类更扩充,一问寒热辨真假,子阳午阴有逆从,朝寒暮热阴血盛,朝热暮寒阳气隆,阴虚内热外寒引,阳虚外寒内热容,更有阴阳偏盛处,都在寒热喜恶中”,写作体例仿陈修园《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兼具韵文与散文的特点,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运气摘要则是他参阅古今文献改编而成,同时指出运气学说不可拘泥。他以阳虚 24 诀、阴虚 24 诀作为辨证纲领,统率阴虚及阳虚诸证,并对汗下宜忌、标本中三气图说、伤寒六经提纲病情、寒温二疫、六经病情治法等进行详细阐述。例如论太阳经证时,对不同症状的辨证及用药都有精准的分析,如 “经证者何?脉浮头痛项强恶寒发热是也,兼自汗而恶风者为虚邪,为伤风证,是太阳之卫分,为风邪所伤也,主以桂枝汤调和营卫,驱风外出,浅一层立法也。服此方而若解则病愈。如八九日,过经不解如疟状,面热身痒,以其不得小汗故也,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因前日未汗,不得不发其汗,因日数颇久,故小发其汗,倘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形如疟,日再发者,以余邪未尽故也,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卷 6 至卷 10、卷 12 至卷 13 等部分涉及女科生育、种子,以及经、带、胎、产各节等内容,均有详尽论述。卷 11 为《外科从真》,主要源自清代医家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经汪古珊补充和删减,以通俗易懂的文笔书写而成,方便初学者阅读运用。卷 14 至卷 16 为《幼科提要》,包含幼科推拿口诀、手法及特有病证内治与外治诸法。汪古珊结合自身经验,对《幼科铁镜》《幼幼集成》《推拿广意》《推拿手术》等书的内容加以整合与创新,使之更切合实用,还新增了一些前人未有的歌赋。
书中还介绍了 “三元” 学说、“十六络” 学说、“四诊” 说、“二十四语” 等土家族医药学的重要学说,为土家族医药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 “三元” 学说,可能涉及土家族对人体生命活动及疾病发生发展的独特认识,将人体分为不同层次或要素进行阐释,与中医传统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体现了土家族医药的民族特色与地域文化内涵。“十六络” 学说或许是对人体经络系统的进一步细化或独特理解,在经络的分布、走向及功能联系等方面有土家族自身的认知特点,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了别样的思路与方法。“四诊” 说则在中医望、闻、问、切的基础上,可能融入了土家族民间观察疾病的特殊方法与经验,使诊断更加全面准确。“二十四语” 可能是对疾病症状、病机、治疗原则等方面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以简洁而富有内涵的语言形式传承土家族医药知识,便于医者记忆与应用。
汪古珊凭借《医学萃精》,为土家族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将土家族民间的医药知识与中医经典理论相融合,使土家族医药在理论体系构建上更加完善,在临床实践中更具指导性。这部著作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土家族古老的医药智慧与现代医学的发展需求,不仅在当时为鄂西地区的医疗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财富,而且为后世研究土家族医药文化、民族医学交流以及传统医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依据。
恩施古代名人辈出,他们在文化、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宛如璀璨星辰,照亮了恩施这片古老的土地,对其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田世爵,这位容美土司的中兴之主,以推广汉文化为利刃,斩断了土司家族内乱的荆棘,开启了容美土司的文明曙光。他积极引进先进农耕技术,让这片土地告别了荒芜与贫瘠,百姓得以丰衣足食。其率领土兵抗击倭寇的英勇事迹,更是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与领土完整,成为了恩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的努力下,容美土司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中兴,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物质遗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恩施人砥砺前行,为家乡的繁荣富强而拼搏。
田九龄,作为田氏诗派的开山鼻祖,以其卓越的诗歌才华,为恩施的文学天空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他的诗作犹如灵动的音符,奏响了土家族文学的华丽乐章,对后世田氏诗人产生了深远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在他的带动下,诗歌创作在恩施地区蔚然成风,成为人们表达情感、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为恩施的文化底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田舜年,一生痴迷于汉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他身体力行,送子求学,广交文人墨客,精心收藏书籍,大力兴建文化设施,不遗余力地推动容美土司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他的倡导下,汉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培养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使恩施的文化传承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陈连升,沙角炮台的不朽英魂,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指挥官兵与英军展开殊死搏斗。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恩施人民的心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道路上前赴后继、英勇奋战。
牟大寅,在康熙平定耿精忠叛乱的战场上,他如猛虎般驰骋纵横,屡建奇功。他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品质,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了利川土家族的骄傲与荣耀。他的事迹彰显了恩施儿女在国家大义面前的担当与奉献,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让人们懂得了在国家需要时,应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为了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詹邈,以其博学多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博学宏词科中的惊艳表现,展现了恩施人非凡的智慧与才华,成为了激励后人追求知识、砥砺奋进的楷模。他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恩施学子们的求学之路,让人们明白,只要勤奋努力、胸怀大志,就能在广阔的天地中展现自己的风采,为家乡争光添彩。
樊增祥,这位近代诗坛的高产大家,凭借其丰富的诗词和骈文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的创作风格独特,技巧娴熟,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也为恩施的文化传承增添了新的内涵与魅力。他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热爱,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恩施的文学土壤,激发了更多人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探索,使恩施的文学创作在不同的时代都能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汪古珊,鄂西民间的医界传奇,他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的折磨。他所著的《医学萃精》,更是集医学知识与智慧之大成,为土家族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土家族的医药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为保障恩施地区人民的健康福祉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为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多元发展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这些恩施古代名人,他们的成就与贡献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深深地融入了恩施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他们是恩施的骄傲,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其事迹和精神将永远被铭记和传颂。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他们的精神必将继续激励着恩施人民,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不断奋进。